留下油灯光

抄自心底的纪念
　　 ——怀念石汝祥
　　 史承钧
　　
　　不只是伟人、名人才值得怀念，真情不是他们的专利。普通人也值得怀念，如果他是个正直的人，好人。石汝祥就是这样的人。
　　汝祥去世已经两年了。而我离开汝祥，却有三年多了。因为三年以前，我去了老挝。当时我爱人正由教育部派往老挝任教。那儿经济落后，生活不便，而我已退休，正好可以按教育部规定前去陪伴她。汝祥也力主我前往。临行前一天，我曾去向他告别，彼此说了些各自珍重之类的话。谁知这就是我们的永诀。
　　前年从国外回来，到家之后，我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汝祥的，想报告他我已平安归来，并约他相见。不料接电话的却是他的儿子。他告诉我，爸爸已经于一个月前突发心肌梗死 和脑卒中“去了”。 这实在太意外了。“怎么会呢？”我简直无法相信。然而汝祥的确是“去了”，永远地走了。
　　出国之前，我曾经处理完手头的种种琐事，将最后一个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也托付给了同事，并且还清了所借图书馆和资料室的书籍杂志，一身轻松地走的。那时我想到了“万一”。因为人事难料，我去的又是个落后的地方。谁料“万一”没有找我，却找上了汝祥呢？
　　我和汝祥是在１９６４年相识的。那时他刚从北京调到上海，进了我们教研室，就住在和我同一排单身宿舍中，但常常回家。第一次见面我就问：你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调来的吧？他回答说不是，而是因为父母年老身边没人照顾。接着又问他：结婚了没有？他说没有。再问，有女朋友没有？也答没有。殊不知这已经触动了他的隐痛。后来我才知道，汝祥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１９５４年本科毕业便直升王瑶先生的研究生，成了他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又留在北大任教，并受到器重。然而命运多舛，不久他就因自己的耿直得罪了领导，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先是“下放”劳动，而后是调动工作，离开北大，多年的女友也因此离开了他。所以３０多了，还没有成家。
　　汝祥长我８岁，在我们住单身宿舍的一些青年教师中，可算是个“长者”了。他的确有点长者风度，谈吐远较我们成熟；为人耿直，但待人极其诚恳；很快他就和我以及周围几个青年教师建立了友谊。他和我们可说是“忘年”之交。从此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备课、教课，一起去食堂用餐，一起打球、聊天。记得有一次备课，好像是对建国以来的文学综述吧，题大量多，面对许许多多资料，我们看了又看，商讨如何组织，如何评价，竟至通宵无眠。凌晨５点多，我还跑到他的房间里讨教某个问题。回来睡了个把小时，便去上课。汝祥是否睡过，我不知道。
　　然而，这“忘年”之交却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苦头。
　　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经过一段“发动”之后，系里的青年教师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我们都参加了。汝祥不在内，因为他已是“中年”了。随着运动的进展，学校后来出现了许许多多派别，这个组织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裂。政治经历较我们丰富的汝祥似乎预见了这样“运动”下去的危机。他和我们几个要好的青年商量，另行成立一个组织，暂不去管那么多派别的是非，专心阅读和研究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我们几个坚决不同意，还批评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怎么能够置身事外，不去参加斗争呢？汝祥无话可说，只得和我们一起参加“斗争”。我们组成了自己的“战斗队”，还硬推汝祥作我们的“头”。这样，汝祥便被我们卷入到“内战”中，经历了将近一年的风风雨雨。
　　后来“大联合”了，要 “清理阶级队伍”了，原本属于另一派的阶级觉悟高而且头脑敏锐的同志开始审视本系的运动过程。他们想：本来好好的组织后来怎么会出现分裂并最终分成两派呢？一定是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捣乱。于是，汝祥便被他们当作破坏中文系文化大革命的“黑手”来审查、批斗。专门的会开了许多次，自然开不出结果，后来只好不了了之了。虽然处于运动“后期”，没有“隔离”，没有进“牛棚”，后来也“平反”了，但给汝祥造成的精神伤害却是明显的，而且客观上也把汝祥从一派组织的负责人的地位，放到“受过审查”“有问题”的一类人中去了。这是我们几个一定要拉汝祥“参加运动”的青年所始料不及的。
　　新时期来临，汝祥焕发了学术青春。他首先在学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四人帮”及其御用写作班子在鲁迅研究方面的罪行，后来又写了《进向于完备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论鲁迅前期的世界观兼与陈涌等同志商榷》、《人立而后凡事举》等力作。前者首先得到上海鲁迅研究界的好评，汝祥因此被选为上海的四个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北京隆重举行的鲁迅诞生１００周年学术讨论会。后来，又经王瑶等先生审定和推荐，发表在权威性的杂志《中国社会科学》上。汝祥和原先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同事也恢复了联系。王瑶先生虽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并被奉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泰斗，但每次来上海，都要来看他，或者打电话约他相见。老同学袁行霈、李兆同，北大的同事王福堂等人，都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不少原先在北大的先后或同班的同学樊骏、吴小美、严家炎等，也无不称颂他的人品和学问。而他们都已是全国知名的教授学者，有的还是学术界、教育界的头面人物。
　　更值得称道的是，汝祥以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乐于助人的宽厚胸怀，对于教研室的学科建设，作出了无私的贡献。当时还没有后来由于评职称等所产生的这样那样的矛盾，同事间互相听课互相学习是很平常的事。汝祥讲课条理清晰，常常有独到的深刻见解，很受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和前去听课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欢迎。汝祥不但欢迎同事听课，而且常常慷慨地出示自己的讲稿。汝祥的字很有功力，讲稿写得很清晰，这是很少见的。我们就常常对之进行参考甚至抄用。这就在事实上提高了教研室的整体教学水平。有人向汝祥请教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他总是坦陈己见，从未有半点保留。我自己就觉得有不少讲课的内容，甚至有些文章中的观念，是从汝祥那儿批发过来的。我常常觉得，汝祥才是并不挂名的真正的学科带头人。
　　不过，汝祥自己发表的文章却不多。首先因为他太顶真。材料不充分不写，构思不严密不写，不能畅所欲言也不写，应景应时的更不写。他满腹经纶，在看学术成果往往重量不重质的年代，却不以发表文章的多少为意，实在令人钦佩而又惋惜。其次也因为他忙。汝祥的婚姻是不如意的。他直到１９７３年才以４０多岁的大年龄结婚，并很快有了小孩。但此后不久，却发现彼此性格是那样不合。不得已离了婚，只有３岁的儿子由汝祥抚养。当时汝祥还有７０多岁的老母。由于上有老下有小，汝祥没能再婚。他必须挑起全部家务，一边侍奉年迈的老母，一边培养教育年幼的儿子。汝祥家事之忙，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汝祥的公事更忙。１９８１年起，由于汝祥的人品和学问，特别是由于在“文革”中的正直表现得到多数教师特别是中、老年教师的肯定，他被推选为系的副主任，负责全系的科研和学术工作，一干就是８年。汝祥对待工作向来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当时系一级还没有设科研秘书，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他亲自去布置，去完成。除此之外，汝祥还要照常上课，带研究生。１９８５年，一届任期已满，汝祥觉得自己离退休不远，希望辞去系副主任职务，在上课之外专心从事一点学术研究。但当时的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都劝他留任，校领导也出面挽留。汝祥只好答应连任一届，直到１９８９年。
　　汝祥任主管科研的副系主任８年，也兼管学术委员会，教师的职称评定都少不了他。但他秉公办事，从不谋私利。即使对有些在“文革”中执意要审查他，造成了对他的伤害的同志，他也不咎既往，与人为善，公平相待。对老朋友也严格要求，不徇私情。与汝祥要好的几个教师，没有一个要求汝祥额外提携，更没有一个因汝祥而提前晋升。他自己更没有利用职权来谋一己的利益。
　　１９８４年，汝祥曾应邀去日本讲学。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汝祥到过东京、大阪、仙台等城市，参加了好几个学术研讨会并做关于鲁迅研究的报告，也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临行，日本方面给了他十几万日元，说是给他私人的报酬。当时国内电器还比较紧张，汝祥用这笔钱至少可以带回一台彩电来。可是他一分未用，统统上缴学校了。我们都觉得他太“迂”，他却认为已经用了公家不少钱，这样做才心地坦然。他只用规定的零用钱给我们的孩子买了些小礼物。我记得他给我女儿的是一支带电子表的原珠笔，在当时还是稀有的。
　　１９８９年，汝祥满６０岁。本来在１９８５年动员汝祥连任时，领导曾表示不可能让汝祥６０岁便退休，一定会延聘他。但事过境迁，这时上级规定要“一刀切”了，前议也就无法兑现。汝祥向来不善于为自己争什么，于是便准时以副教授退休。虽然汝祥以副教授退休，但他在不少同行的心目中，却比教授更有水平。复旦大学的陈鸣树教授就不只一次说过按汝祥的水平是可以做博士导师的。吴中杰教授和汝祥仅在合作《鲁迅年谱》时相识，但却高度评价他的人品和学问，一直保持着和他的友谊。汝祥退休后，也不时有同事或学生去他家中向他讨教一些学术问题，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加以指点。我就是常常向他请教的一个。我发表的许多学术论文，都曾和他讨论过。经过他的首肯，就能放心的寄出了。后来，我也得以忝列教授。但我不会忘记，我这个“教授”却是得到汝祥这个“副教授”的指导的。在我和不少同事心目中，如祥虽然错失了评上教授的机会，但他却是真正有水平的不是教授的教授和学者。
　　虽然汝祥淡泊名利，但政策多变，领导因而言而无信，却很使他失望。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他退休后的心绪。退休之后，汝祥大大减少了社会交往。他淡泊名利，不求闻达。本校要编《教授录》，让他写自传，他没有写，关于他的那条，是由别人代笔的。北大要出一本《校友录》，编辑几次三番写信来要将他编入并要他写篇自传，他就是不干。本校的夜大学曾邀他去上课，他没有同意。有的权威性学术杂志向他约稿，他也没有写。他潜心于奉养老母，培育儿子。因为退休早，如祥的退休金不高，至死也没超过千元。但他知足常乐，勤俭持家，就以这点退休金维持一家生活。他担起了孝子和慈父的双重责任，直至老母以９６岁的高龄去世，直至儿子大学毕业。这时，汝祥已显得心力交瘁了。
　　然而汝祥却并没有顾及自己的健康。他常常熬夜。退休之后，他的生活更没有规律了。他常常要到深夜１、２点甚至４、５点才睡，但为了为老母和儿子准备早餐并买一天的菜，6点多钟就又要起来了。于是，午饭后必须再睡，常常睡到做晚饭时才起来。知道他这一特点的朋友下午都不去打扰他。晚上，他又精力充沛地熬夜了。我和几个朋友常劝他改变生活习惯，好与我们早上一起锻炼，傍晚一道散步谈心。但他就是做不到。我们觉得这样不好，于健康不利。但他却十分自信，认为自己体质好，不会有问题。
　　汝祥也就死在这过分自信上。他很早就有了高血压。据他说，血压常常高达110-160毫米汞柱，有时更高。可是他并不在意。他认为只要自我感觉不错，就不会有问题。我们都力劝他不可大意，为此我还特意送给他一台血压计，他这才听从我们的劝告按时就医服药。殊不知这时高血压已经损害了他的血管和心脏。据说汝祥发病时，先是感到前胸疼痛，他认为是胸肋拉伤了，去看伤科。友人告诉他有可能是心肌梗死的前兆，他却没有在意。直至病危送入医院，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给他笔，他写下“如果……”二字，意识便开始丧失了。因此，他连遗嘱也没能留下，便带着太多的遗憾走了。
　　汝祥终年７1岁，还没活到上海人的平均年龄。他还来不及见到他的儿子在本校图书馆找到合适的工作并开始独立生活；来不及因此喘一口气，安享几天舒适宁静的日子；来不及和朋友们、学生们多作些交流谈心，给他们更多的启发帮助；来不及在儿子成才，生活安定之后，把满腹经纶化成学术著述，贡献给社会，便匆匆地走了。这也在关心他的人们中，在他的好友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汝祥走了。他已经回归自然，化入杳杳，一去不返。对于他，一切都无所谓了。虽然我知道什么“告慰在天之灵”、“地下有知”、“含笑于九泉”之类，不过是活人自己骗自己的空话，但我相信，汝祥的人品和学问，将永远活在和他共事过的领导和同事心中，活在他的亲朋好友心中，也活在所有受到他的教导的学生心中。
　　 2002年6月
　　
　　注：石汝祥（1929-2000），浙江上虞人。195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5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毕业，留校任教。1964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曾任中文系副教授、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