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油灯光

勉力獻疑

                                                                ——回應高橋哲哉教授

                                                 賀照田

如果我記的不錯，我上次也是第一次見高橋教授是2001年或2002年，距今天（2007年12月27日）再見高橋教授相隔五、六年。在我的記憶中高橋教授年輕秀雅、文質彬彬，因此當前些天我看到這次活動海報上明顯給人中年印象的高橋教授時頗有些吃驚，蓋和我記憶中的高橋教授差別較大，故一時頓有歲月催人之感。并轉念，此容顏改變的背后應不只是時光的流逝，還包括充斥此時光中磨人的問題，高橋教授對這些問題的焦慮，與欲為這些問題擔起責任所付出的心力、辛勞。

但看到高橋教授演講海報所引發的種種感慨，并不能壓住我這一段心里的忐忑不安。在答應作高橋教授演講與談人后，我可說每天都在心里打退堂鼓，且邊打退堂鼓邊想：我從事學術研究有年，就成績論，雖然乏善可陳，但卻十分注意不去作不能勝任之事。沒想到，我這樣一個對拋頭露面向來十分謹慎之人，這次卻竟然答應去承擔自己肯定不能勝任的高橋教授演講與談人這樣一個任務，自己都不免覺得自己陌生起來。

推敲自己何以悖謬自己一貫的謹慎原則，答應這樣一件自己完全不能勝任之事，便漸漸明白，自己在這件事不有悖自己平時原則才是不可思議。

分析自己當初所以會貿然答應這件事，首先是因為自己對高橋教授的感謝之情。2005年9月-2006年7月我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問。這段時間正是日本右翼高漲，中日關系因小泉首相不斷參拜靖國神社而達致極低點的時期。這種氛圍和情勢，對我認識的許多日本知識分子和在日中國大陸學者心理與情緒影響極大。這一壓抑的情緒氛圍當然也影響到我，尤其當在搭乘電車時看到各種周刊發行宣傳海報上種種奇怪的右翼題目、種種奇怪的反華言論題目，心情更是壞到極點。可以想見，這一時刻，高橋教授《靖國問題》一書的成功出版和產生巨大影響，所帶來的當然就不僅是對我們認識、把握靖國問題給以認知幫助，也是這種抑郁氣氛下使我們心情得以相當程度支撐的關鍵性亮點。

正是這一心情和智識上的雙重受益，使我對高橋教授充滿了感謝乃至感激之情。我在日本的一些朋友，特別是推動《靖國問題》中譯的孫江教授和東京大學的林少陽教授，向我介紹了更多高橋教授的事跡，這些事跡，更加深了我對高橋教授的敬佩之情。這一敬佩是雙重的，既出于高橋教授寫作中所蘊蓄的知識品質和思想力量，也出于甚至更出于他作為一個優秀知識人對良知長期持續的勇敢、努力的踐行。

讓我失去審慎貿然答應此事的第二方面，是對交大舉辦此次活動眼光的高度評價。正像高橋教授和另一些日本批判知識分子著述所指出的，日本今天許多問題的形成，實和日本先前帝國與殖民的歷史、與冷戰的歷史有高度關系。二戰日本的戰敗雖然使日本喪失了它1895年以后所獲得的殖民地，使大日本帝國解體，但戰敗也使日本沒有經歷許多西方殖民宗主國所經歷的，因殖民地追求解放產生的激烈斗爭所帶給殖民者的種種沖擊，和這些沖擊所帶給殖民者的精神和心理的調整與改變。這樣一種歷史，配合戰后日本經濟迅速成長、資本迅速累積，使得某些因戰敗際遇未被根本沖擊的帝國優越意識與心理，又隨著自己是現代化成功國、高級產品和資本輸出國、周邊國家與地區的援助國等等，在一些日本人那里得以被改頭換面保存了下來。因此，日本自身要真正實現自我主體的健康建設所不可或缺的前提——去帝國、去殖民，就必需重新批判檢討日本的帝國史、殖民史，并借助藉此形成的批判分析視角重審日本戰后至今的歷史。而現今許多日本批判知識分子所以質疑、反省日本戰后的一國思考框架（即自覺不自覺地以戰后日本帝國被解體后日本的領土現實作為自己思考的自足空間單位）所帶給日本戰后知識、思想的后果，其目的正在開啟新的批判檢討意識，重審帝國史、殖民史和戰后史，以真正徹底地實現日本的去帝國和去殖民。

同樣對日本的去帝國、去殖民帶來深切影響的還有冷戰。正如高橋教授和另一些日本批判知識分子所指出的，如果沒有冷戰，沒有美國為冷戰而犧牲原則，日本右翼對日本戰后史不可能有那么強的影響，被日本侵略殖民的各地社會、民眾對日本殖民罪行與戰爭、戰后的責任的追究也不會等到冷戰終結（當然，在東亞，準確地說，只能說是冷戰松動，而不能說是冷戰終結。南北韓問題；臺海問題；琉球美軍武力的強化；日本對北韓和中國大陸某些歇斯底里的反應在國內卻有廣泛市場，等等，在在都說明東亞只能說是冷戰松動，而不能說是冷戰終結。許多人包括我自己說冷戰結束、后冷戰，等等，只是沿用一般說法，并不是一種嚴格界定后的使用。）的90年代才被啟動。

而日本帝國和殖民史要得到深切準確地認識與檢討，日本對被殖民被侵略地區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精神心理等所帶來的諸多方面的影響和改變，及這些影響與改變在冷戰結構中對這些地區戰后所產生的的復雜影響要得到準確深切地認識與檢討，在在都需要日本批判知識分子和批判性社運團體，與曾經被日本殖民侵略地區的批判知識分子和批判性社運團體間的交流與合作。同樣，被日本殖民地區要深切地自我認識，要真正地在真實面對自我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情況下脫殖民，也離不開與日本批判知識分子和批判性社運團體的交流、互動乃至聯動。

確實，東亞要有一個更和平穩定、更相互合作的未來，實迫切需要根植于本地問題以本地建設性改善為旨歸的各地區團體，在真實根植于本地區問題的同時，越來越有一種基于更大視野的格局感和交流、聯動意識。而這樣作，不僅基于彼此間相互學習激勵以自我培力的需要，還基于各地區間真實存在的各種歷史現實關系，本身便是規約、塑造各地區現實與未來的重要力量。在這一意義上，不僅要真實面對與各地區間歷史現實關系直接有關的課題，離不開各地批判知識分子和批判性社運團體彼此間的交流、互動乃至聯動，而且因為太多看似地區內部的事務事實上和各地區間的各種歷史現實關系實際相關，而且對這些相關性的理解，只有當既面對又超出通常大大規約著國際知識生產和報道、理解的民族國家視角時，才能使各地區批判性知識分子和批判性市民團體真正做到基于更大的視野與格局來思考本地問題、本地建設性。也就是說，東亞冷戰并未終結的現實，東亞各地區去殖民、去冷戰、去帝國的需要，和東亞各地區批判知識分子與社運團體要做到既根植于本地又超越于本地思考本地問題與國際問題的需要，等等，在在都需要既真實根植于本地又具超越、理想性格的東亞各地區批判知識分子和批判性社運團體彼此間的交流與合作。

正是這樣一些認識，使我對交大舉辦此次活動的眼光高度評價，并覺得個人有責任對這種有重要意義的活動盡個人綿薄之力，卻一時忘了，應該盡責任與有能力盡責任兩者間的根本區別。

但再講自己當初是如何的貿然，這貿然背后有多少曲折，都不能因此取消一個與談人應盡的責任，雖然這個與談人實際上只是一個關心日本、關心東亞現實與未來的業余者。北京近些年流行一句話：“無知者無畏”，今天這句話正適合用在我身上。因為無知，所以問題多，困惑多，因為貿然作了與談人，又只好假充作無畏，還要把這些實際上可能非常業余、非常不準確的問題公開提出來。下面就是“無知”的“我”被迫“無畏”給出的“問題”。

首先的兩個問題跟我上面的敘述有關：

一是，您能不能扼要談一下，在您已有的和東亞知識分子的互動中，您的收獲是什么？您碰到的問題是什么？您覺得怎樣才能克服這些問題？您與東亞知識分子的交流經驗與您和西方知識分子的交流經驗有何異同？您怎樣看待、分析這些異同？

二是，您在文章中談到您對中國大陸特別強調甲級戰犯問題表示理解，但在您對日本現實和未來可能性的整理中，您又很清楚中國大陸的此種方式對實際阻止您最擔心的，同時也是中國大陸最擔心的——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復活作用有限。在此，我想知道的是，在您看來，中國大陸應如何應對日本現今右翼崛起的現實才更具實際建設性成果呢？

我接下來提的問題和您近年對日本現實的危機感有關。

您在本次演講所提供的文字材料<站在“戰后”框架中的日本——以靖國問題為中心>一文中，明確講到今天日本現實帶給您的強烈危機感，您在該文中寫到：“我個人的學術，是在法國思想家德希達的影響下對廿世紀歐洲哲學作批判性的研究而出發的。然而才起步不久，面對東西冷戰結構解體之後，日本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走向深感失望。因此，自己變得很想再從根本上重新檢討戰後日本，以及當中陰魂未散的帝國日本的負面遺產。我認為眼前的日本來到了戰後的大轉捩點。這裡的轉捩點，是說‘戰後’這個概念的內涵，是走到了它的極限境界的意義下的轉捩點。‘戰後，這個概念的內涵中所包含的可能性，一步步向遠方地平線那邊消失去；而新的戰前開始到來。現在就是處在這樣的危機的轉捩點。”

您的危機感和您對危機的整理，不知為何讓我想起丸山真男1951年寫的<日本的民族主義——思想背景與展望>。在這篇文章中，丸山注意到戰前與戰中的民族主義意識重新分散回到社會結構底層的家族、村落、地方小集團中去了，（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兼論日本軍國主義》，林明德 譯，聯經，1984年12月1版，頁127）對此，他有相當的不安，擔心這些“回流到社會基層的舊民族主義感情，是否會再出現于政治表面，再次向古老帝國的象征”集結。他所以擔心，是因為他認為，“如果真出現這種現象，由其構造原理來推論……應該走向反動的方向（頁129）。雖然他知道，在戰后的國際條件下，此種反動的民族主義若真出現，不可能真正回復到以日本天皇制國體冠于萬國那種觀念形態的戰前民族主義，但其方向卻仍然會與其他亞洲民族主義的方向徹底背離（頁130）。

對照日本現下右翼民族主義的高漲及其表現方式，對照日本近年與美國和中韓、朝鮮等亞洲近鄰的關系，便可看到丸山真男50馀年前的這篇文章既對當時的現實有著結構性洞察，又對未來有著敏銳的預見性。但此處把丸山50馀年前的舊文再拉出來，并非藉此來對丸山的洞察力大加慨嘆，而是當年丸山的工作既可幫我拉出歷史的截面，又可因其成就突出的思考歷史現實的方法建立思考路徑的參照，從而方便我向高橋教授給出我的請教。

您知道丸山對戰前戰中日本超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運動等的分析，既著眼于這些運動的社會史構成，又著眼于這些運動參加者的精神-心理構造，和此種社會史構成、精神-心理構造是在什么樣的觀念氛圍、制度運作下被接合成一具體的歷史行動機制的。不管丸山《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中的工作后來受到了多少具體的批評與挑戰，但丸山這種整理、思考歷史與現實的方式則無疑是非常具啟發性乃至示范性的。而以丸山的分析范式與丸山在50年代對其時日本民族主義問題的思考與觀察與今天日本現實相對照，便會產生如下問題：

一、丸山所謂戰前戰中的民族主義解體后，其一些要素重新分散回到了家族、村落、地方小集團這些社會結構的底部，也即這些社會史要素為日本舊式民族主義意識的保存提供了社會史基礎。用這樣一種考察一現象的社會史基礎的角度看，此后日本50余年高度的現代化發展，一定對丸山真男描述的當年社會底部結構狀況有了相當的改變。如果這一推理基本不錯，那么，便必然產生如下問題：現下讓您焦慮萬分的日本右翼存在的社會史基礎為何？它們和丸山所觀察的當年日本右翼社會史條件有沒有歷史的關聯？如果有，其演變和關聯的軌跡如何？

二、社會史基礎的變化和社會構成的變遷雖然不能完全左右人的精神意識內容，但卻會在人的精神-心理層面留下后果。從此角度，我想知道的是，丸山當年注意到的現象，比如“太陽旗的懸掛”、“國歌的復活”“神社的參拜”，等等，這些在今天同樣存在的現象，對比當年，今天這些行為所對應的精神-心理是否已經有了相當的變化？如果有變化，其變化的歷史現實原因為何？

我的第三個問題和丸山對日本民族主義的討論有關，同時也扣連到他對日本肉體的文學與肉體的政治的分析。因為在我對日本當代文學不多的閱讀中，印象很深的是，和外國人對日本人通常集團性很強的印象很大反差，日本許多當代文學濃筆重彩寫的是深陷孤獨的個人。但有意思的是，對比歐美當代文學中主題相近的部分，我們可以發現，當代歐美文學中的這一部分常常把這一主題陌生化和寓言化，而陌生化和寓言化有助于把人生的孤獨主題觀念化和對象化；相比，日本同樣主題的文學則常更飽含情感、處理的也更唯美。也就是說，日本同類作品看似表現得更人性、更唯美，因此常常更吸引一般讀者，但其代價卻是不能如歐美同類文學那樣更能把當今此種人生境遇在意識上對象化，并因此種對象化使人的理性與意志更有可能參與控制此種現代人生情境對人生的傷害，并進一步把此種現代焦慮經驗轉化成有效的自我分析和社會批判分析，而這再進一步就意味著把個人的焦慮經驗轉換成自我治療和對現代社會的相關社會、文化批判。

對此，我的問題是：如果說，同樣處于高度發達的日本和歐美這種文學上的不同，在實際上也對應著他們精神方式的不同，那么相比歐美，可不可以說，深陷此種現代情境的日本人群因不能把此種現代焦慮經驗對象化，而更易使自己受到精神與心靈的傷害。而在政治上，此種精神、心靈被傷害的狀態與無助，反而使受此類問題困擾的人更易受一時氛圍左右，精神深層更易被訴諸情感的激烈強調共同體的言論與行動所吸引？從而在今天事實上有助于右翼氣氛的蔓延和對市民的裹挾呢？

我由丸山當年對日本民族主義的討論引出的第四個問題是，丸山在指出當時日本的舊民族主義借由“在非政治性的日常現象中分散而得以保存”的事實，進一步指出，此“最足以證明戰后日本的民主化至多只停留在國家機構的制度與法律的變革上，而未滲透到社會組織與國民的生活方式中，更沒有達到國民精神構造的心理改革”層面。（頁128-129）從丸山當時把舊式民族主義的存在與民主化深入不足關聯起來看的角度看今天日本右翼民族主義的高漲，我們是否可以說，戰后日本的民主化始終有丸山50年代初便指出的問題存在呢？如果真的如此，日本戰后那么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有那么多有良知的市民運動在努力推進日本的民主化進程，何以這些令人敬佩的努力成就有限呢？

我碰到的有些日本知識分子在總結這一問題時結論說：日本戰后的批判性思潮與運動的努力所以成就不夠理想，是因為日本戰后無論是左翼還是自由派知識分子都比較忽視民族主義問題、民眾感情問題，因此今后日本的批判知識分子必需調整自己的批判和介入方式，正視民眾情感和民族主義問題。我很想知道您如何看待這樣一種檢討思路和檢討結論？

憑著“無知”必然就多的困惑，憑著“無知”還作與談人就必須的“無畏”，我一口氣提了這么多問題。不過，我希望高橋教授對此“無知”“無畏”的表現，不是感覺為交流不順暢的沮喪，而是由此感覺我們太多人對日本是多么關心但又多么困惑了！因為太多人清楚，日本的走向實在大有關東亞未來的和平與穩定，可它許多表現卻又實在讓人困擾、迷惑！因此我在向高橋教授抱歉的同時仍然要再提一個問題：

就是，我知道，您和您許多朋友都希望日本積極、誠懇負起殖民與戰爭的責任，從而贏得亞洲鄰邦的信任，開創合作、互信的東亞新局面。這些當然也是很多關心東亞現實與未來的知識分子與所熱切希望的。但此一對日本、對東亞最具建設性的思路要在日本國內有更廣泛的影響，就需要對東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有整體把握，就需要對日本該若何面對自己、面對亞洲才能更健康發展、更對世界有不可替代貢獻有系統分析。這方面，我很想高橋教授就自己和您朋友們的已有思考作些扼要介紹。

最后，感謝高橋教授和在場的各位耐心聽我提問，感謝童長義教授的翻譯，也感謝主持人朱元鴻教授。

我的回應完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