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油灯光

    和小冰的师母聊天的时候，对方说小冰写了一篇好文章，朴素而有想法，我马上要求拜读。一看果然挺好，朴素而有想法，问题扣得很实在，虽然有些段落有点弱，比如问起谁的政府谁的军队那一段，还有所问“太平洋战争”也不着边，但总体上，文章的批评很有力。读完后，我向小冰的师傅师母表示祝贺，然后就读一些毕业论文去了。

   读毕业论文很痛苦。今年读到了一篇很好的，别的都让我痛苦。所以又想起了这篇文章来了。据小冰师傅说，这文章是憋了三天（四天？）才写出来的，我说好啊，这样憋着，才能憋出名堂来呢，这个名堂在于，能检验自己，将自己相对化，这在文章里我们能看出来，随笔的写法能使用“我”，但通常的随笔很主观，说出我的感觉我的想法就完了，这一篇的“我”写得很特别。其实论文也是需要有这道将自己相对化的工序的，只是藏在幕后而已。相对化的好处当然是，可以客观地讨论一些问题了，而不流于只说主观印象，更不是流于抒情。顺便说一下，没有自我的所谓客观，和将自己放进去，检查一遍，检查多遍，使之相对化而获得的客观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捞不到沉甸甸的东西的。

   我的建议是，能不能平时多写点类似的文章，一个月来一篇？至少两个月来一篇？这样肯定能避免毕业论文写得痛苦而让阅读者跟着痛苦。

  得声明，论坛上的一组文章，其他的我都还没看，所以在这里说话不是为了抬高这个贬低那个。

                   我们该怎样看《南京！南京！》？       作者：张冰

    进电影院之前，竟然有点紧张。潜意识里我们把看《南京！南京！》当成是一件值得敬畏的事，以至于和同学路过电影院旁那灯红酒绿的KTV时，迂腐地愧疚了一下。同学甚至拿了几包面巾纸出来，满腔热血地准备地接受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当我真的坐到电影院里，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却时常会感到忐忑不安。老实说，我不知道陆川拟定把观众放置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我在观影过程中会产生各种矛盾的感情，以至后来不敢再信任这些感情。

     我该怎样看《南京！》？这是我看别的电影不会问的问题。当我安全地坐在电影院里，观看一段七十年前的灾难历史，我该怎么面对这些人的痛苦和抗争？我看一部《南京！南京！》，和我看一部《辛德勒的名单》或者《钢琴家》有什么区别？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看待南京大屠杀的重现呢：恐惧、怜悯、同情、理解，还是屈辱、愤怒、产生仇恨？然后，我应该告诉自己哪些感觉是对的，并且挑选出来进行记忆上的巩固吗？     《南京！南京！》给我的疑惑还在于：陆川花了四年去研究史料，然后精心制作出这样一部电影。我并不怀疑他努力带领观众回到历史现场的真诚。可是，除去“中国不会亡”的一次流泪，我总是漂浮在《南京！南京！》之外。虽然陆川一再强调“真实性”，但观众们（他们当中绝少有人亲历过南京大屠杀）却也一再指出《南京！南京！》并不真实。这横亘在中间阻碍着观众返回历史现场的，是什么呢？

     时至今日，去理解“作恶者”的“人性”，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不能接受。但即使接受了这个前提，《南京！南京!》还是会让中国观众不舒服。一方面，这个“作恶者”是曾经屠戮过中国人的日本法西斯；另一方面，恐怕还因为《南京！南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讲述，和观众留存的集体记忆发生了某些偏差。电影中日军去难民营划分军人和平民，潜在的逻辑是平民可以豁免于难，而军人则允许被杀死。这一看似公允的逻辑掩盖了背后的荒诞：是不是如果谨遵国际法，不杀平民，侵华战争就具有了合法性？事实上，抗战老片留给我们的记忆是，对于作为抵抗主体的中国人民来说，从来不存在如此鲜明的划分。很多人看了《南京！南京！》之后觉得意外，难道还可以这么冷静地从中划分出两种人：一是职业军人，一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然后两不相干？且不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达到全民皆兵的程度，退一步说，就算是全民皆兵，难道日本人就有了正当理由“全民歼灭”？以帝国主义的逻辑去裁判帝国主义，多么荒谬。

     作为受害者与抵抗者，“中国人”成为一个有民族认同、而内部无差异的同质性整体。接下来，对于陆川而言，就存在着一件棘手的事：他既想表现中国人的英勇顽强，又想表现出（部分）中国人的麻木软弱。这该如何是好？就像他在电影里有意无意间忽略的一个前提：南京是“哪个”政府的首都？而又是“谁”的军队弃城而逃？当他把主语默认为“中国政府”而不是“国民党政府”，将陆建雄的身份确定为“中国军人”而不是“国民党军人”时，他在不知不觉中又一次侵犯了观众的记忆。于是，人们指责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破碎模糊，胆怯懦弱。

     陆川在访谈里经常提到的是“战争”和“反战”。在这里，无名的、统称的“战争”一词替换了“侵华战争”和“抗日战争”。而在中国观众的习惯里，绝对不会用“战争”两个字去指认1937年到1945年之间的历史。当人们抽象地去谈论战争时，战争本身是不义的，但它的不义只是体现在日军的残暴之上，这种不义通过电影中一颗颗吊在半空中的头颅加深了今人对于日军屠城的谴责。至于法西斯—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却语焉不详。“太平洋战争”对于日本的意义，更不在《南京！南京！》思考的范围之内。电影处理南京大屠杀，只放在中日两个民族之战的层面。所以陆川会说：“如果这部电影你看到最后还是把中国人和日本人分得很清楚，那说明我们没有讲清楚这个道理。我想讲的是人和战争的关系……我觉得反战和和平主义才是当下对中国最有意义的东西。”战争也有正义和不义之分，不是“反战”二字可以一概而论。现在我们隔了70年，看到的仅仅是这样一部电影，比起我们以往的历史叙述，不进反退，不能不说是令人失望的。

     姜文在谈到《鬼子来了》时曾说：“马大三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用角川的视角去看南京大屠杀，说得简单点叫“换位思考”，推己及人。意愿本来是好的，但是问题在于不可能抽象地、简单地把今天的中国观众和1937年的日本侵略者做一个对调。当陆川想以一颗宽阔的心包容进他者的时候，这个“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呢？角川到底是一个可信的、真正的日本兵，还是仅仅是中国导演一厢情愿的自我投射？

     有一个名叫鬼头久二的日本士兵曾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也想过，如果日本被占领，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女人被强奸该怎么办。但是，当时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所以趁还活着的时候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跟天皇的命令什么的没有关系。这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推己及人”的日本兵没有也不可能像中国导演一样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鬼子来了》里的马大三以仁义和慈悲之心对待日本军官花屋小三郎，花屋们却回来一把火烧了他的村子。

     如果陆川没有让角川在结尾自杀忏悔，《南京！南京！》的日本兵视角也许是可以勉强容忍的。（让角川自杀是陆川拍摄之前临时决定的。）问题却是，是不是有一个界限，告诉陆川应该在哪里停止？在陆川倚仗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视野里，有可能存在这样一个“界限”么？    

    一直以来，我们从博物馆、纪录片里得到的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血腥的，惨绝人寰。《南京！南京！》却第一次在视觉上给了我们以美感。这种美感，来自于南京城里朴实、坚毅的中国人民：难民营里唱戏的唐小妹，战场上玩游戏的娃娃兵，吹起蒲公英的小豆子……用陆川的话来说，某些场景甚至有一种“梦幻感”。这种影像给人的其实并不是逼真的感觉，比起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纪实照片来说，《南京！南京！》显得过于干净，光滑。（陆川谈到采用黑白影像的好处之一是帮助他处理了大量的血，血会变成黑色，而不是红色，给人以生理的刺激。）

     可是因为这美镶嵌在角川的眼睛里，含义就变得暧昧起来。陆川的群众演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群像中一张张中国人的面孔特写的确美丽、俊朗，饱满地占据着银幕，小豆子的眼睫毛甚至在阳光里闪闪发光，让观众产生了温柔的触动。但是接下来，尴尬的是，我们会发现日本军人的面孔也不可谓不美。（不止一人对我说过角川长相英俊。）挹江门屠杀一场戏，成千上万的尸体在枪声里有节奏地次第倒下。当一具具洁白的女性裸体被抬到地板车上，那种缓缓落下的姿态伤感而富有诗意，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怜悯。最后一场日军的入城仪式，亢奋的鼓声击打在观者的心上，更是雄壮而诡异。陆川舍弃了过于残酷的视觉影像，而选择了仪式化的肃穆。可是如果我承认从这样的暴力场面中感觉到美，我就会对自己感到十分毛骨悚然。我感到自己无意中透过摄像机的镜头分享了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快感。

     《南京！南京！》可怕又可贵的地方是它让我产生了这种不安，但它没有在不安之处走下去。这个看《南京！南京！》的“我”是一个现代中国人，但是这个“我”是个不可靠的自己。因为之前这个“我”看过更多血腥、暴力的影像，被好莱坞灾难片的场景和音响狂轰滥炸过。这个“我”可能是麻木的，是和历史没有连通感的，对战争没有切肤之痛的。也许前一分钟我在KTV前欣赏一张张化妆品广告里漂亮得像面具一样的脸，后一分钟我坐在电影院里观看1937年的南京那一张张已经牺牲的中国人的脸。这种荒诞感会伴随着我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整个记忆。当《南京！南京！》的画面变得比以往更有冲击力、更震撼、更精美的同时，影像能够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角川的视角让这个看电影的“我”开始怀疑自己。

     但是，“我”之所以是“我”，而角川之所以是角川，仅仅因为偶然吗？这背后的必然性，以及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在电影里却呈现出一片空白。何况，“换位思考”里未必没有这种危险：当你进入到敌人的内心时，你凭借什么相信自己是去批判而不是转而认同他呢？你怎样保证你没有分享他的残暴，又怎么保证没有因为这快感而有“变成”他的可能呢？如果“我”不是一个有“良心”而会本能感知到不义的观众，相反却是从暴力之美中获得了满足，这种“换位”非但不能解决问题、不是反而推波助澜了么？一方面是电影技术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却是思考的不断后退。像汉大赋的劝百讽一，如果“一”不够强大，保不准在“百”里就倒戈了。那么，我的道德感是强有力的么，它来自于何处？而我能依赖的评价标准，只能是自律的良心么？当然，如果以陆川的人道主义视野看过去，肯定不会存在答案的。

    陆川对日本侵略者说：“我觉得给自己变成魔鬼是一种撒娇法。别撒娇，你是人，是人干了这个事儿。”陆川在问：日本人把责任推给兽性就高枕无忧了吗？我们应该继续问下去：那么把责任归给人性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为什么江边唱歌喝酒的日本军人和凶残的刽子手是同一个人？为什么日军日记里日常生活的南京和血流成河的南京是同一个南京？这是《南京！南京！》看到的、却没有解答的问题。因为叙述主体的游移和破碎，电影获得了某种可能性。但也因为这游移和破碎，电影注定不能走得更远。《南京！南京》没能提供一个完整的中国主体，这背后的导演没有一套完整的史观。

    《南京！南京！》里面有着一系列的替换，1937年的日本士兵的眼睛替换了今天的中国观众的眼睛，“战争”替换了“侵华—抗日/法西斯—反法西斯战争”，“军人”替换了“国民党/共产党军人”，“平民/士兵”替换了“人民”。《南京！南京！》里只有1937年的历史事件，却没有1937年复杂丰满的历史。也就是在这一系列的替换中，我们的记忆也在不知不觉地被改写。

     陆川一直冷静地掌控着自己的情绪，他不需要观众的眼泪，观众也真的没有奉献太多眼泪。但他要观众思考时，观众就不知所措了。考察南京大屠杀，本来有诸多维度。陆川把这些复杂的维度化约为爱国主义，由此出发，他在叙事的推进中又逐步消解了中/日之分，化约成一厢情愿的人道主义。而当电影一层层地剥掉具体历史与具体政治，观众就被悬置在人性的真空里。

     《南京！南京！》的影像和音乐都十分强大，台词却呈现出与之不相匹配的空洞乏力。在电影里，当人们沉默时，我觉得真实；当他们开口，我反而觉得虚假。这或许隐喻了陆川的困境。可以看到，陆川是不满于过去僵化的历史叙事，希望重新讲述这段历史。那么，我们有必要问一问：我们今天重返历史的目的是什么？而又凭借什么资源来讲一个新的南京故事？

     这个困境，当然不仅仅是陆川的问题。《南京！南京！》是一部“正面强攻”的电影。所以，难度更大，对创作者提出的要求也更高。陆川面对这个几乎难以攻克的庞然大物，勇气可嘉，但似乎有时找不到靶心，而在本或可以有所斩获的地方，浅尝辄止。